北京科创基金的使命，或者说设立初衷，就是要为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搭建一个资本平台，做好科技成果从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到产业化的创新接力，支持高精尖产业成果落地北京。

“有效率！我们抓紧时间学习。”一位资深投资人在北京科创中心交流群里表示。当时，北京科创基金成果转化阶段的投资指南刚在群里公布。

2018年6月24日，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简称“北京科创基金”）启动大会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举行，北京科创基金正式成立。之后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高精尖产业、成果转化和原始创新三阶段的投资指南及征集子基金合作机构的通知便已陆续推出。

有人说，北京科创这支基金的设计，大概是全国母基金里面最为复杂的。刘克峰也告诉母基金研究中心，“北京科创基金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为了加快推进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创中心而推出的一个重要举措”，在宏观上有市政府的领导，中观层面有政府各部门的参与，微观上有中金资本和科创管理公司的合作。虽然结构设计相对复杂，协调工作亦是不少，但北京科创基金的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之中，他们积极务实，在探索中不断前行！

近日，母基金研究中心专访了北京科创基金董事长刘克峰，他曾任中关村软件园董事长，是中国软件协会副会长、中国软件园区联盟理事长、中国校企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和中关村高聚工程领军企业家，荣获过第二届北京市人民政府质量管理奖。

△ 刘克峰-北京科创基金董事长

母基金研究中心在专访中发现，刘克峰对于北京科创基金的定位，特别是在原始创新这一阶段，有他独具匠心的认识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走进实验室，拥抱科学家”，他表示，“我们要做懂科学家的真伙伴！”

“5+3+2”结构

北京科创基金总规模300亿元，首期交割200亿，之后银行配资100亿，拟通过母基金和子基金层面的放大，实现基金总规模1000亿元。前期的200亿，包括北京市财政的120亿和四家市属国有企业的80亿，都是北京市的钱，所以北京科创是一支政府引导基金，不设直投，完全是做母基金，不与市场资本争利。

刘克峰认为，北京科创基金的使命，或者说设立初衷，就是要为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搭建一个资本平台，做好科技成果从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到产业化的创新接力，支持高精尖产业成果落地北京。

资料显示，北京科创基金是政府主导的股权投资母基金，专注于科技创新领域投资，希望与天使投资、创业投资、领军企业等社会资本形成合力，面向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型企业等创新源头，实现“三个引导”。“第一个是引导投向高端‘硬技术’创新，避免投向简单的商业模式和低端技术；第二是引导投向前端原始创新，及早介入原始创新阶段科研项目及团队；第三，引导适合首都定位的高端科研成果落地北京孵化，培育‘高精尖’产业。”

刘克峰同时指出，科技创新与投资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创新源头上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比例还不高，我国大概在15%左右，与发达国家的50%相比差距较大；二是社会化资本在原始创新上的投入也不足，大多投资偏好在中后期项目。而北京科创基金分原始创新、成果转化、“高精尖”产业三个投资阶段，母基金投资比例按照5:3:2安排，母基金一半的钱要投在原始创新阶段，恰似“对症”的一剂良药。

“为什么是这么一个5+3+2的结构呢？”刘克峰表示，“这就体现了一点：在市场化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政府要加大投入，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原始创新阶段，风险较大、市场不明朗，投资人不敢投，所以政府要引领投资；到了产业化阶段，市场已经打开，大家已经看明白了，转化成功的那些产品甚至会成为被追捧的投资热点，这个时候政府就要减少投资，不与市场逐利。”因而他也说到，北京科创基金的绩效评价主要看原始创新阶段的投资做得如何。

五个特点

那么，原始创新阶段怎么去做呢？刘克峰一言以蔽之，“走进实验室，拥抱科学家”，因为原始创新大都在实验室里面，“有的是在高校实验室，有的在中科院、工程院的实验室，有的是在企业的实验室等等，我们要走进去，要到实验室里面去跟科学家多交流。”

他满是感慨，“现在来看，作为科创基金，我们觉得要跟科学家交流，就一定要懂科学家，要做懂科学家的真伙伴！”最近，北京科创基金的团队去实验室接触了不少科学家，有知名教授、两院院士，有千人计划，也有外籍院士，他们研究的领域各异，但身上又有突出的共性。通过接触和交流，刘克峰概括出了中国新时代科学家的五个特点。

第一，比肩国际科技前沿。这些科学家具有国际视野，敏锐的前沿洞察力，根植中国的实验室，做出了具有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比如生命科学、脑科学、量子通讯、碳基材料、石墨烯等。

第二，科研不忘家国情怀。科学家们将其所从事的科研工作，融入进了国家创新战略。他们的科研实验室虽小，但是他们胸怀国家，把研究领域与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对接。国家需要什么、需要解决哪些卡脖子的技术，他们就去做那个方向的科研公关。比如智能制造、新材料 、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等，需要攻关很多技术难题，正是这些科学家报效国家生动实践。

第三，对接高新产业应用。现在科学家的科研都不是闭门造车，反而很多是跟高新技术产业应用相结合。他们越来越关心科研成果能不能为市场所接受？市场前景如何，能否产生新的产业链？可否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是否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国计民生？科研成果落地并服务于民，这也就体现着科技创新的价值。

第四，自主创业转化成果。这个在过去比较少，科学家多是聚焦于科研，只有少数科学家会自己下海经商办企业；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关心，科技成果出来之后，自己能否通过科研团队、产学研转化平台、孵化器或者跟外面团队一起，共同把科研成果推向市场。 “国外大学，包括斯坦福、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和剑桥等，这一块做得很早，体系也比较成型；国内的话，国家三年前修订了科技成果转化法，后面有很多配套机制还在完善当中，有些单位制定的相关规定已经比较成体系，成果转化得也比较顺畅，比如中科院。总的来讲，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已经开始主动参与成果转化，或是直接转让，或是专利授权，或是成立创业公司等。

第五，借力资本构建生态。还有一些科学家团队已经开始借助资本的力量，来构建创新生态。刘克峰举例说明到，比如有的科学家，在一项科研成果出来之后逐渐把它做强做大，甚至做成了上市公司，然后围绕这个产业链，成立创投基金，一方面持续完善技术，夯实底层基础，另一方面，不断去挖掘在基础技术上的应用，孵化相关新产品，逐步形成了一个创新生态。

三大困惑

“新时代科学家的视野开阔，技术水平高，又融入国家战略，也有一定的市场意识 。”刘克峰很是赞赏，“但与此同时，科学家在推进原始创新成果转化方面，也普遍存在一些困惑。”

困惑一： 逐利的社会资本是科学家的好伙伴吗？现在围着科学家打转的社会资本也有一些，受到资本的关注固然是好事，毕竟这体现了科技创新的一定价值。但科学家也有顾虑：逐利是资本的天性，与社会资本合伙后，资本方会不会总盯着财务报表，要收入、要利润、要业绩增长等，自己会不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一项科研成果，特别是前沿、早期的原始创新成果，技术本身的迭代完善就需要时间，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这是个较长的过程，更何况还要走向市场。“欲速则不达”，科学家需要的是一个好伙伴，是能持续陪伴、且有耐心的长期资本。也正因此，北京科创基金的存续期达到了15年。“15年的时间，是全国最长的基金存续期。”

困惑二： 科学家需要成为企业家吗？一些科学家也想创办企业，推动自己的科研成果尽快进入市场，可是科学家转变为企业家的挑战很大，好的科学家未必是好的企业家。企业家得考虑企业发展战略、市场营销、财务状况以及团队建设等。“这不光是技术方面的事，虽然也有一些科学家在转化自己的科研成果的过程中成为了企业家，但毕竟是少数。

困惑三：如何实现科研成果的价值？是卖掉成果还是持续转化？是做短线还是长线？是挣快钱还是挣大钱？科技成果一般都有自己最佳的技术领先窗口期，而窗口期有长有短、有近有远。过了窗口期，其他更优的技术会出现，价值也就大打折扣。毋庸置疑，科研的远大抱负与需求的现实选择也是需要权衡的。

面对资本与技术之困，刘克峰提出，“走进实验室，拥抱科学家”、“做懂科学家的真伙伴”！

懂科学家的真伙伴

“我们得懂科学家的需求。要懂他们的科研技术，要懂他们的家国情怀，要懂他们的不足短板。他们既做着国际一流的科研，又有报效国家的情怀；可是，他们也面临一些问题，拿市场化资金不容易，自己组建团队、创办企业也不容易，把成果交给一些现有平台去转化的效果也不好，这些都制约了他们的发展。那么怎么去解困？我们科创基金在这里面能起什么作用？”针对这些问题，刘克峰定义了一个“真伙伴”。

“真伙伴”指的是什么？他给了一个答案、四种角色，“我们在跟科学家团队合作的时候，要做他们的架构设计者、资源组织者、运营协调者和利益让渡者。”在这个过程中，刘克峰强调了“信任”一词，而信任基于理解。“你了解科学家的科研成果，理解科学家的品行、特质，才可能与科学家对上话，才能成为他们身边的四种角色。”

一是架构设计者。根据科学家的具体情况，包括科研成果、转化阶段、未来预期等，借助科创基金专业优势来进行量身定制，协助他们去设计资本结构、公司结构、基金结构、管理结构，甚至包括孵化转化平台等结构的设计。“他觉得你是真心伙伴，他才愿意托付给你这些事。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跟他的磨合，你会更了解他的真实诉求。有的时候，科学家不善言利，比如估值多少、股比如何、后续利益怎么分配，通过磨合才能给设计出来。而好的架构可以打下好的基础。”

二是资源组织者。“科学家团队在研发方面很强，但在企业运营上往往有不少短板。比如没有合适的CEO，团队中缺少懂管理、市场、投融资的专业人员；缺少产业资源，对接不上政府，甚至找到合适的落地载体（办公室、中实平台、厂房等）都不容易。”刘克峰特别提及，“尤其是产业的，实验室里的新材料应用前景如何？产业的真正需求者在哪？产业中的龙头企业能不能对接上？这些都是成果转化所需要的重要资源。而北京科创基金作为母基金，具有资源优势，所以我们要成为资源的组织者。如果不把这些资源配上去，那些架构设计就仍然是空中楼阁。”

三是运营协调者。技术创新项目公司能否顺利运营至关重要。“公司要顺利运营，需要持续解决诸多问题，我们要帮他们协调，有科学家、投资家和企业家的协调，有供应链、需求端的协调，有内外部协调，有战略与业务协调等等。在项目运营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光给钱就行了，还要持续地、动态地进行追踪协调。”刘克峰阐释到，他们做这些事情是通过几个层面来达到的：一是母基金的投后管理团队；二是子基金的投后团队；三是基金生态中的多元服务资源。“特别是在原始创新阶段的子基金，我们非常注重他们的投后综合服务。这个能力确实是实打实的，有没有人专职来做这个事情？专业性怎么样？外部能对接的资源怎么样？个人的协调能力怎么样？恰恰在原始创新阶段做得好的投资人、投资公司，往往投后团队很强大。”

四是利益让渡者。“作为政府引导基金，为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原始创新阶段，我们不与市场争利，而要当利益的让渡者。”即在原始创新投资阶段，北京科创基金设计了一个利益让渡机制，政府出资部分的超额投资收益，让渡给创业团队，让渡给其他的社会出资人，“政府基金的作用在于引导，这一阶段市场资本跟进来不容易，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服务成本高，工作也繁杂，所以给大家让利、鼓励大家能够跟着继续向前走。”

“如果以上四种角色上都能够很好地履行，我们就能当好科学家的真伙伴，服务好他们的科学研发成果，从而使科学家们能更好地专注于科技创新前沿。从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到高精尖产业的科创接力若能衔接更加顺畅，北京科创基金的引导优势若能发挥更为充分，我们就能为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创新中心贡献更多的力量。”刘克峰最后如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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